对于阿伦特的“劳动”论题，特别是阿伦特对马克思劳动观的理解，国内学界多为消极评价，多持反对态度。有观点认为，阿伦特基于政治存在论中的理性自律性，将劳动视为被迫性的奴役性行为的分析方式，使得“政治仅剩下了纯粹的精神生活”［1］；有学者指出，阿伦特不仅没有意识到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对近现代西方哲学的“突破性推进和革命性转换”，而且对马克思劳动问题的理解也是“表层化的”［2］；另有学者表示：阿伦特对马克思的误解，不仅是学理上的偏颇，还是一种道德普遍主义立场的倒退［3］，等等。的确，阿伦特对马克思的“劳动观”有误解，甚至有错误论断，作为马克思主义者，面对这种误解或错误，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予以反驳，加以批判，为马克思辩护。

但是，学界多从阿伦特对马克思劳动观的误读出发理解阿伦特的劳动论题，而较少关注阿伦特劳动论题本身的政治现象学意义及合理性。阿伦特劳动论题采取的是观照现实、反思当下、言说存在的方法论立场，“存在于现在”也意味着现实的在场，意味着反思当下以及当下生活于其间的世界，而阿伦特对“劳动”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始终围绕这一方法论立场。纵观阿伦特的思想进路，这种方法论立场指导下的现实在场主要包含现代性的困境、不堪言说的黑暗时代、自身特殊复杂的思想构镜三个方面。对以上问题的探讨，或许可以提供理解阿伦特劳动论题整体样态的方向线索，同时有助于把握阿伦特政治现象学视角的劳动论题“何以可能、何以可为”这一关键问题。

一、现实的在场：阿伦特劳动论题的出场背景

（一）现代性的困境：孤独个人和世界异化

现代性兴起的语境以及“无根的现代性”这一宏大的现实背景在阿伦特理论的叙事中占据着重要位置，正是通过对现代性的敏锐洞察和批判，使得阿伦特对20世纪的“人之悲惨状况及人之存在方式”的思考和理解具有了不容忽视的深度，伴随着这一深度，在深沉的绝望和深刻的希望之间，阿伦特的理论思考更多地具有政治意义。在现代性兴起的背景下，随着超验存在的衰落和终结，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人将如何立足于这个世界？这种立足需要何种基础？人能以何种姿态或何种权利形式确保自身价值和尊严的实现？等等。阿伦特围绕这些问题进行思考，但始终避免给出轻率、确定性的答案，换句话说，阿伦特认为，没有绝对或确定的路径能够通达。在阿伦特看来，轻率的乐观和轻率的绝望是同样危险且徒劳的，但可以明确的是：对上述问题的追问，恰好嵌入在现代政治的形式中，恰好与现代性的困境密切关联。这种困境在阿伦特的分析中，主要表征为本体论层面的“孤独的个人和世界的异化”①，对此问题进一步追问的结果则是人权丧失其有效性的现代性悲惨状况。

在19世纪的时代变革中，当尼采公开宣称“上帝死了”，并非仅仅指出基督教上帝信仰的衰落，说明超验存在的消退和肢解，更在于尼采以预言家的洞察力看到了这种传统价值的破碎将给现代人带来什么，将会导致什么。尼采清楚地察觉到并暗指一个虚无主义时代的到来。而阿伦特则从政治的角度对上述时代转变和人类境况表现出了极大兴趣，这种兴趣与她对失落的共同现实或异化的共同世界的讨论紧密相关。在阿伦特看来，20世纪大众的存在境况是令人担忧的，现代性造就了被极度孤独感侵袭的边缘人、无根无家的多余者或无国籍者、随处可见的“活死人”，等等。阿伦特关注、思考和研究这些与人权现象有关的“异类人”，认为他们的存在无不与共同世界的毁灭有关。边缘人、多余者、无国籍者、活死人等“异类人”的存在意味着不被任何人或任何共同体需要，在世界中没有任何立足之地，更不会得到应有的承认和保护，意味着已被驱逐出权利保护的范围（哪怕是说话和行动的权利），意味着“权利的完全丧失”或“无权利”②。“无权利”使人边缘化为不再属于任何社群的异类，到了没有人、没意识去承认这个“多余者”的存在一样。即使想被压迫也没有人施舍这种压迫，更无法谈及自由、平等与幸福。［4］(P388)不属于任何共同体这种权利丧失的危害性要大于基本人权（生命、自由等权利）的丧失。

阿伦特道出的是20世纪人权的窘迫，植根于共同现实的失落、世界异化和超验消退后。这些现状共同界定了阿伦特理解的现代性，异化、多余、孤独共同构成现代性的条件，对人类尊严的威胁以及对人权的肆意侵犯，似乎也成为现代生活的必要部分。“孤独个人和世界异化”二者的结合带来了现代性的困境，虽然此种困境已经足以置人及其所处世界于危险境地，但是，不堪言说的黑暗时代的到来更是进一步加剧了人及其所处世界的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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